彭文生：认识中国创新经济

来源：中金点睛

彭文生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9月23-24日，中金公司在北京成功举办“创新中国”——2021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发展论坛。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决策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共话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先生以“认识中国创新经济”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创新经济不是传统的经济活动，有观点甚至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创新的敌人。这几年，“创新经济学”的说法受到重视。创新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是，怎样的经济资源配置、组织方式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过去五个月，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协同，进行多轮内部讨论、分析、深化，完成了这个报告。

我们的报告取名《创新：不灭的火炬》。在取名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所有研究员，要求每位同事都要提出一个报告名字的建议，最后所有研究员投票，得到票数最多的就是《创新：不灭的火炬》这个名字。这里有两个含义：一层含义是，1988年中国国家科委促进高技术发展的计划，名为“中国火炬计划”，从那以后，“火炬”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象征。另一层含义是，众所周知美国有一个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作者是美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Bush，他也是“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和执行者。Bush在1945年给美国总统的这份报告中，提出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每个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关注如何组织资源，尤其是政府对基础研究、对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这篇报告后来被认为在美国战后摆脱基础研究和人才对欧洲的依赖，以及在美国科技创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特别提出“不灭的火炬”对照“无尽的前沿”，我们不敢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是希望这个报告对促进大家思考中国科技创新问题有帮助。

报告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分析的，分三篇：总量、产业、金融。总量篇是从创新的供给和需求来讲。科技创新需要资源供给，供给端一个是研发投入、一个是人才，如何组织供给端研发和人才的投入。需求端，我们创新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求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讲，就涉及到垄断和竞争问题，国际市场涉及到大家关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科技竞争问题。如何把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就有了区域创新中心的问题，再往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经济学越来越多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科学无国界，但国家之间有竞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如何在国际经济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产业角度来讲，看系统重要性，未来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转型。报告的产业篇聚焦对于全球、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这三个领域。从产业层面看，大家关心的不仅包括科技发展，还有产业链安全问题。事实上，产业链安全的根本也是在于科技创新。我们经常说中国面临“卡脖子”，为什么会“卡脖子”？因为别人生产的一些东西我们生产不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别人能够生产，虽然可能多花一些成本，但还是能够生产的。因此，提高产业链安全度，关键在于提升不可替代性，本质上讲是科技创新问题。因此，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安全紧密相连。在产业层面看，还有两个支撑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基础需要重视，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物流行业。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上海到美国的海运费翻了六倍。中国的疫情控制得很好，我们产品的出厂价格并不贵，但生产的东西到美国就贵了，这对未来的产业链分布（例如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报告的第三篇是金融。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资金，除了内部资金外，外部金融非常重要。金融涉及到创新的多个方面，例如创新投入形成的无形资产，如何估值？因此，我们分了三章去讨论：会计制度、融资、投资，从这三个视角来看金融体系如何有效服务实体创新。

一、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创新

下面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有效机制、生态，以及如何理解产业链安全？首先，在新阶段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创新。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五个理念中创新排在第一位。创新为什么重要？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过去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一个是劳动力多，另一个是储蓄率高。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储蓄率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两个方面未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会下降，尤其是劳动力的贡献。我们的估算表明，未来劳动力的贡献为负，储蓄率也会下降。未来靠什么？只能靠效率的提高，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就要靠科技创新。

第二个关系到未来几十年的问题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碳中和、绿色转型。我们上半年的报告《碳中和经济学》最近已经正式出版，《碳中和经济学》讲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绿色溢价”，即如何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增加对绿色能源的使用。根本上讲，这是成本问题，要降低清洁能源相对于化石能源的成本，包含三个基本方式：一个是增加化石能源价格，例如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格；一个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价格；还有一个是社会治理，中国特色下，社会治理中有一些行政性手段，例如最近一些地方采取了限产措施。这三个方式中，技术进步是最关键的。没有技术进步，单纯靠增加碳价格、靠社会治理，必然对当前经济活动带来很大冲击。因此，未来几十年的绿色转型也要靠科技创新。

产业链安全问题也很受关注。产业链安全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横向面临所谓“去中心化”，这对中国有特别含义。我们比较过去20年（2000年-2019年）的全球产业链布局。2000年全球三个大的贸易中心是德国（欧洲）、美国、日本（亚洲），20年间中国大陆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生产中心。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成品输出国。疫情冲击下海运费出现大幅上升，以及地缘政治、国际竞争等问题，促使各国开始反思全球化，出现了不把生产供给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去中心化”迹象，这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横向挑战。

产业链安全还有一个纵向的观察视角，即处在产业链上游或是下游。一般来讲，上游能卡下游的脖子，下游很难卡上游的脖子。我们估算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这个指数越高，意味着这个国家处在价值链越靠上游的位置。处在价值链上游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原材料输出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处在最上游，并非俄罗斯、澳大利亚的技术超过美国，而是因为掌握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另一个是科技水平较高，这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别的国家生产不了。美国和中国相比，美国处在中上游的位置，中国处在靠近下游的位置。我们所说的“卡脖子”风险，一个来自于自然资源，一个来自于科学技术。中长期看，自然资源“卡脖子”的重要性不是很大，尤其是在国际竞争市场环境中，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科技。

从具体相关行业来看，集成电路行业虽然没有飞机行业的进口集中度高，但是集成电路行业的进口规模很大，每年进口三千亿美元，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创新经济：建立政府与市场伙伴关系

如何促进创新？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加强我国的产业链安全？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组织资源、配置资源，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科技创新。因此，创新经济学的分析、形成创新的经济生态体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的报告从总量到产业，贯穿的一个主线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的建议是建立政府和市场的伙伴关系。

如何理解创新经济学？技术进步是怎么来的？回顾人类历史，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大的飞跃主要发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在那之前，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很慢，突破性的发展比较少，大部分是修修补补，人类长时间、几百年、几千年的生活质量维持在生存水平。只有在过去两百年中，技术进步才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如何理解这个问题？1798年马尔萨斯写过一本书《人口原理》，讲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粮食增长速度，人类社会面临人口过剩、饥荒、贫穷。后来的发展证明马尔萨斯错了，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速度还很慢，他没有预计到后面两百年科学技术进步如此快。在马尔萨斯之外，古典经济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李嘉图等，都没有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口和储蓄率，有人、有储蓄，储蓄带来投资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古典经济学注重生产要素的再生产，强调的不是技术进步。后来，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开始重视技术进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60年代到1890年代的30年中分别出版了三卷。19世纪下半叶，技术进步已经开始飞跃，经济学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开始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到后来，熊彼特在20世纪初更加重视技术进步的影响。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于创新的分析也是逐步演变的。著名的Solow外生增长模型认为，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来自于技术进步而不是人口和投资。Solow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洞见是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动态发展，从一个小发明到应用的扩张，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对生活水平的提升，反过来有更多资源进行研发投入。按照Solow增长模型，一个重要方面是研发投入。Solow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重要，但是没有解释技术进步是怎么来的，他把技术进步看成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的因素。一直到1980年代、90年代，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利益驱动的一个结果，他提出研发以外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经济系统需要构建一个激励机制来组织、动员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

在这个基础上，政策、体制、生态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国家创新体系，或者说国家创新生态。这涉及到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创新活动中，政府和市场是否对立？垄断和竞争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创新需要一些垄断利润，完全的充分竞争中没有超额收益，谁会去创新呢？问题是，如何区分好垄断和坏垄断？如何平衡垄断和竞争？

除了上述内部视角外，对于创新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个国际视角。大家都知道比较优势理论，这是一个静态分析，一个国家石油丰富就多产石油，人力丰富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的国际竞争越发凸显了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性，这个动态变化的来源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那么从国际视角看、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美对比有什么特点？

以中、美核心专利的全球占比为例，在2005年到现在的15年中发生了较大变化。2005年中国的占比是1%，现在是11%，提高了10个百分点。2005年美国占比是71%，现在是57%，降低了14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在这15年里中国的进步比较快。但是从绝对水平的比较来看，中国与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强度（R&D占GDP的比例）都比美国低。但是，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增长非常快，存在规模效应。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大约为2.4%，根据我们的估算，如果要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或者GDP翻番的目标，结合人口和储蓄率，研发投入强度要提升到3.4%，才能实现这一经济发展目标。3.4%的研发投入强度，意味着总体规模将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

基础研发投入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更大。从绝对规模看，中国的基础研发投入、基础研发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都大幅低于美国，这是我们需要追赶的方面。

从制造业研发投入、资本投入来看，中国制造业行业基本上都是资本投入强、研发投入弱，在45度线右边的只有计算机行业。美国的生物医药、电子电气、计算机等行业都在45度线的右边，其研发投入强度高于资本投入强度。

因此，无论是基础研发投入还是产业研发投入，中国与美国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具体到半导体行业，从财务、经济来讲，不可替代意味着定价能力强、毛利率就高。因此我们选取了不同环节的毛利率作为不可替代性或技术能力的体现。从平均毛利率看，中国在设计、设备、代工、垂直制造方面都与美国有较大的距离。我们唯一处于领先的是封测环节。另一方面，通常而言，技术研发投入越多，技术处在比较高的不可替代水平的可能性也会越大、毛利率也就比较高。我们发现，平均研发费用率和毛利率几乎是完美的对应。因此，产业链安全问题，本质上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的问题。

人才方面，中国有14亿人，确实具备很大的规模优势。中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很多海外留学生在美国读书，但是中国总体的STEM专业博士生数量也超过了美国，这是我们的人才优势。然而，美国是人才移民最大的净移入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净移出国家，呈现两个极端的对比。这是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的，过去十年可能有些变化，但是大的方向一样。中国培养了很多科技方面的专业人才，相当一部分最后移去了美国。

如何改变现状？如何动员以更好地组织资源？涉及到生态体系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创新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一般的经济活动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政府不要干预。然而创新不同，因为科学技术有重要的非竞争性特征，即大家对科学技术的使用相互之间不是竞争关系，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知识甚至一些通用技术具有公共品属性。公共品属性最大的优势是规模效应，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因此对效率的提升非常快。但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它的收益是部分排他性的，发明人很难占据发明的全部收益，导致私人机构创新投入、科技研发投入的动力不足，低于整个社会的理想的、所需要的水平。

另外，科技创新不确定性大、投入期限长。由此导致私人机构没有足够的耐心和风险承受能力。尤其是，如果我们区分两类创新：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激进式、突破式创新的不确定性更大，投入期限更长，更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投入研发、教育和人才，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可能关注度不那么高的，就是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政府的参与，甚至在某些环节是市场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没有政府的政策，可能就没有某些市场。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知识产权保护，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从美国开始，18世纪后期，知识产权制度曾经被自由市场坚定的捍卫者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批判，他认为知识产权、专利权是政府刻意设计的一种垄断制度安排，阻碍了自由市场的竞争。因此，哈耶克主张废除知识产权保护。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微观、宏观研究证明，知识产权保护在过去两百年的科技进步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权究竟是好还是坏？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权的重要作用，不仅是提供一些垄断收益，更重要的是形成市场。有了专利权，发明者和制造者可以分离，专利可以分割、可以捆绑，专利权可以作为抵押获得金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垄断问题？如何反垄断？应该以促进创新为导向，判断一个垄断是好还是坏的边界，最终要看它能不能促进创新。如何促进创新？应该要求大型企业的研发费用有一个最低标准。总之，从逻辑上讲，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或者政府的规则形成市场。

实践上，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硅谷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额度很小，美国政府的资金对硅谷企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重大支持作用，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然对高科技产业提供高额补贴，补贴额度高于中国。这就带来一个疑问：美国在WTO的框架之下抱怨中国产业补贴政策，为什么美国自己也会搞这么多高科技补贴呢？除开一些国际政治原因，就一般性的WTO原则而言，如果一国的补贴对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没有显著负面冲击，这个补贴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创新性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激进式创新活动，还没有形成产业，因此创新的补贴就符合WTO原则。

这个似乎有道理，但还是有点强盗逻辑。发展中国家在追赶时，补贴就违反了规则；处在前沿的国家，通过补贴来做更多的创新就没问题。这样的话，谁能追赶上呢？这就是科技创新的后发者劣势在国际竞争中的体现，因此最终还是取决于实力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事实上，国际贸易规则目前受到了越来越多挑战。国际贸易促进创新的渠道包括：学习效应、竞争效应、规模效应（市场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现在这几个方面都碰到了问题。学习方面，因为中美之间存在贸易摩擦、关税等问题。竞争方面，近两年中国企业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的数量大幅增加，竞争效应越来越弱。

中国如何应对？中国具有一个很重要优势，即规模优势。这种规模优势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开放。其实，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全球科技创新体系，我在报告前言中将其总结为“全球的G2创新体系”，是指美国做前沿创新，中国做规模应用。仅有创新，没有商业应用、没有规模，对经济的正面意义就有限，也不能持续。过去几十年是一个完美配合，对全球经济都有帮助，中国在追赶的过程中学习，美国也得益。众所周知，中国对美国是贸易顺差，但科技行业是逆差；美国对中国是贸易逆差，但科技行业是顺差，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赚的钱，回过头来反哺美国高科技行业，有利于美国企业继续研发，维持它的领先地位。现在G2模式受到挑战，尤其是中美之间存在科技竞争。但我们不能忘记自身的优势，即市场规模。美国要和中国脱钩，也会影响和削弱其未来的创新能力。

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政府补贴+市场规模的结合，使得中国目前的光伏产业处在全球领先地位。

三、创新金融：资本市场与政策性金融共同发力

关于科技创新，大家都认识到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债务的回报和风险不匹配，股权投资的回报和风险可能匹配。然而，认识不到位的是，不仅仅是股票市场，政策性金融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报告中提出，创新金融要资本市场和政策性金融共同发力。

关于资本市场，有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企业上市后，总体创新数量上升，但突破式、激进式创新的数量下降。上市后激进式创新的动力下降，是否意味着股票市场不好？也不是。股票市场是一个激励机制，为VC、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没有这个退出机制，VC所支持的突破性创新就没有那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风险投资（VC）的平均期限比美国低很多，只有3.3年，而美国是8.2年，这是目前面临的问题。创新需要长时间投入，存在路径依赖。为什么中国的VC平均投资期限这么低？这与创新模式相关，我们更多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追求短期收益。在这方面比较好的迹象是，近三年中国的软创新投资额占比大幅下降，硬科技创新比例大幅度上升，未来VC的期限可能会延长。

政策性金融方面，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对相关行业的支持，SBIC支持过特斯拉、苹果、英特尔。中国做政策性金融有经验，也有优势。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未来值得关注的除了资本市场外，还可以关注银行体系、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                                     

总结来看，从实验室到初创企业跨过“死亡谷”，到中型企业的快速扩张，再到大型企业的演变过程中，政府直接资助到政策性金融、风险投资、股票市场、银行等不同的资金融通方式，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

以上是对我们报告的简要介绍，主要是宏观视角的一些观察，就产业方面的发展包括安全性问题请大家关注相关章节的分析。希望我们的报告对大家认识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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